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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作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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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發布時間: 2016-10-05 00:00

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作用的思考

  

     [內容提要] 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作為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典型形式和主渠道,本文試從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概念與特征、內在聯系、重要意義、存在問題、實踐路徑等方面作些初步探討,論述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重要作用。

 

 

協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行為者基于權利和理性,在一種由民主憲法規范的、權力相互制約的政治共同體中,通過集體與個體的反思、對話、討論、辯論等過程,形成合法決策的民主體制和治理形式。健全協商民主制度,是對黨的執政規律的升華。我國的協商民主從一開始就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更加重視協商民主,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和群眾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之間進行協商的同時,通過人民政協進行協商已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一種鄭重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的實質,就是要實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旨在推進程序民主。健全協商民主制度,能夠最廣泛深入、最大限度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充分體現人民的主體地位。黨的十八大指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充分體現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已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體現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和信心。目前,在我國社會,協商民主具有多種實現形式,除了正式的國家制度之外,還存在于各種公民論壇和公共領域之中,如民主懇談會、聽證會和社區議事會等,其中具有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構的則是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平臺的政治協商制度。因此,人民政協應該成為我國協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主要形式,而且也確實能夠在協商民主中發揮重大而獨特的作用。

一、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重要意義

人民政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這個組織的名稱本身就含有協商,其主要職能之一也是政治協商,因此它理所當然屬于協商民主的范疇??梢哉f,人民政協與協商民主具有天然的聯系。

第一,從政協的性質看,人民政協除了作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組織之外,還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一定意義上,它就是一個民主協商的機構。正如毛澤東在1954年所明確指出:“政協不僅是人民團體,而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是黨派性的機關”。

第二,從政協的組成看,人民政協包括了我國所有合法黨派、各主要人民團體,以及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而且它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不斷調整其組成單位或界別。這種包容性體現了協商民主的特點。

第三,從政協的特征看,人民政協具有廣泛代表性、黨派合作性和民主協商性等特征,這些特征也都符合協商民主的要求。通過政協這個聯盟的組織和民主的平臺,可以反映不同的訴求,可以集納不同的意見,可以經過協商形成共識。

第四,從政協的主題看,團結和民主是人民政協的兩大主題,這兩大主題是相輔相成的。在政協所展示的民主是統一戰線范圍的民主,是以批評、建議為主要形式的民主,是協商式的民主。在政協,所有參加者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平等地參政議政,自由地發表意見。

第五,從政協的職能看,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是三項,但最基礎的職能是政治協商。政治協商職能從人民政協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經存在了。政治協商就是民主協商,其他兩項職能都是在協商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都與協商密不可分。

第六,從政協委員的產生方式看,政協不同于人大,政協委員是按界別協商產生的,人大代表則是按地域選舉產生的。政協常委會和政協領導人的產生雖然要經過選舉程序,但其基礎和起實質性作用的還是民主協商。

第七,從政協的活動方式看,人民政協由界別組成,根據界別的特點和要求開展活動,是政協履行職能的重要特色。在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唯有政協中各黨派、團體和界別可以以本黨派、團體和界別的名義發表意見、提出提案、開展調研、反映社情民意等。這種活動方式,有黨派性而無黨爭,其實質還是協商式的。

第八,從政協在決策中的作用看,“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就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在人民政協進行協商,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集思廣益,這是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實現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重要環節”。這就是說,政協的協商在我國已納入了決策程序。盡管這種協商還沒有規范化,它在決策中的作用也沒有完全實現,但其政策導向和制度要求卻是明確的。

人民政協以協商為特征的民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如果與西方興起的協商民主相比,二者既有相通之處也有重要區別。區別主要有四點:第一,從理論基礎看,西方的協商民主是立足于西方政治文化、理論和實踐而提出的一種民主決策和治理形式,我們的協商民主則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立足于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的一種民主形式;第二,從參與主體看,西方的協商民主強調參與者是全體公民,我們的協商民主的參與者則是各黨派、團體和界別的代表人士;第三,從協商內容看,西方的協商民主側重于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協商,我們的協商民主則主要是就國家大政方針和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進行協商;第四,從公開程度看,西方的協商民主強調有關信息和內容的完全公開化,我們的協商民主目前還只有一定的公開性。這些區別,有的是實質性的,但更多的是非實質性的,是不影響民主的性質的。我們所談論或探討的中國式的協商民主雖然不可能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但同樣作為協商民主,必須會有一些共性,有一些共同的規則,有一些共同的要求,有一些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因此是可以互相學習和借鑒的。

在中國,協商民主作為與選舉民主并列的一種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國家都未曾見到、不可比擬的持續性、廣泛性、實踐性和有效性。中國協商民主的實踐也表明,協商民主符合人類民主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規律,它植根于中國的土壤,符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優越性,顯示強大的生命力。

(一)政協協商民主有利于引導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協商民主的實質,就是要實現和推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政協協商民主可以充分體現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通過其主體所涵蓋的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各階層等社會各界、各方面人士,廣開言路,廣求良策,廣謀善舉,使社會各群體中個別、分散的意見、愿望和要求,通過協商渠道得到系統、綜合的反映,使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使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在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作用基礎上,進一步把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充分體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這一現代民主精神。

   (二)政協協商民主有利于推進黨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堅持求同存異,蘊涵著合作、參與、協商、包容的精神,只有在民主、和諧、寬松、活躍的氛圍中,協商民主才能充分發揮其獨特的優勢和作用。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人民政協發揮智力密集、人才薈萃的優勢,讓基層社會各界人士可自由發表意見,并在充分、民主、平等、真誠的協商討論中將基層各方面最真實的愿望和建議得到充分反映。議政建言既有專業的深度,又有社會的廣度。它一方面凝聚和體現了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力量,另一方面因融入了各方參與者的意見,有利于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有利于決策的順利實施。

   (三)政協協商民主有利于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寬松的政治環境。現階段,我國社會正處于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并存的階段,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問題錯綜復雜,如何化解矛盾、緩和沖突進而維持政治穩定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要切實實現政治穩定,并進而維持整個社會的穩定,就必須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充分發揚協商精神,發展協商民主。面對新形勢,健全完善協商民主的利益表達機制,讓各利益代表者以政治共同體為念,以相互寬容為懷,依據各方共同認可的規則,通過彼此間利益的讓渡來緩和沖突、解決分歧,解決利益矛盾、化解底層沖突,有利于緩和政治沖突,保持政治穩定,最終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四)政協協商民主有利于發揮政協的優勢和作用。政治協商作為人民政協最重要的職能,既有大政方針、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項、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又有影響群眾具體利益的各項決策,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與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各族各界人士進行協商,只要把握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傾聽意見、達成共識的協商民主核心,就能推進工作。特別是以全委會、常委會、專題會議為載體,開展對重大問題的政治協商,起碼有三個好處:一是能夠充分聚集社會精英的參與,二是能夠集中反映社情民意,三是能夠形成良好的協商氛圍。

    二、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在實踐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認識存在偏差。總體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民主意識的不斷增強,黨委政府和人民政協對政治協商制度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思想上越來越重視。但我們冷靜觀察,這些認識仍然停留在低淺層面上,尚未實現根本轉變。主要表現在:首先,對政協政治協商的地位作用缺乏應有認識。很少有人將政協的政治協商上升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重要體現,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這一高度上來認識,往往是把政協政治協商看成是征詢意見、接受監督、減少矛盾的機會和手段,有的甚至心存政協政治協商是插手爭權、增加麻煩、降低效率、有礙發展的誤解。其次,對政協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認識不足。把政治協商納入黨委、人大、政府決策程序,這一政協政治協商重要原則至今未能引起應有重視。一些基層黨委、人大、政府進行決策的議事規則未按此原則加以修改,政協政治協商在黨委決策之前、人大通過之前、政府實施之前的規定難以真正落實,致使政協在政治協商中陷入“一頭熱”的尷尬境地。另外,對不同層級政協政治協商的特殊性未引起足夠重視。對政治協商,政協往往滿足于中央文件和《政協章程》的相關規定,很少有人意識到政治協商必須從不同政治層面和不同層次的政協組織實際出發,導致基層政協組織在形式上套用全國政協和省市政協的辦法,在內容上僅滿足于情況通報和瑣事上的協商。

    (二)制度沒有健全。目前雖然從中央到地方已經有了不少文件要求和制度規定,但在實踐中具體探索還比較少?,F有政治協商制度存在諸多問題。一是對政協組織的規定和要求多,對黨委、人大、政府的規定和要求少。尤其是對黨政領導重視和支持政協政治協商缺少有操作性的程序規定。二是籠統的要求和原則性規范多,具體可操作的規定少。中央和地方各級黨組織關于加強政協工作意見的文件及《政協章程》,有關政治協商規定,都是精辟概括和高度濃縮的標準提法,沒有明確的實施細則,到基層就難以具體遵循和執行。如政協政治協商“三在前三在先”原則僅僅是一句悅耳的口號,無任何具體制度、規范、程序確保其變為現實。對政治協商的“重要”、“重大”問題,由于界定不夠,政協與黨委政府的理解大相徑庭。對不同內容、形式的協商,缺乏與之配套的操作程序。三是引導性規定多,制約性規定少。中央和地方各級黨組織在政協政治協商的規定中,剛性制約措施缺項,只規定了應該做什么,對不這么做如何處理沒有任何說法。特別是缺乏完善的政治協商工作責任追究制,如不將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的組織和個人,該負什么責任無規定;對該協商而不協商造成決策失誤的,誰來查處?如何處理?等等。這樣的制度空白,使所有的文件都顯得蒼白無力。

    (三)執行難以到位。中央和地方各級黨組織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出臺后,黨政組織和政協在貫徹執行政治協商規定方面,有新舉措、新內容、新進展,政治協商的計劃性、實效性在不斷增強。一些基層政協已將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的領導干部,甚至黨群系統的領導干部和后備干部的選拔納入了政協協商的內容,使協商內容獲得了實質性拓展。但是,從總體上看,對政治協商規定的執行差距還十分明顯。首先是協商規則上不配套。黨委、人大、政府普遍未將政協政治協商作為決策必經程序,納入其各自的議事規則。迄今為止,不經政協政治協商不決策的規定,只是一種美好的期盼。想到了就協商,想不到就不協商;高興了就協商,不高興就不協商;領導者有空就參加協商,領導者忙了就不參加協商,這是政協政治協商的常態。其次是協商內容上的隨意性。由于政協協商的“重要”、“重大”問題規定的籠統性,協商內容在不同地區政協之間的差異較大。一些地方將轄區內“重要”、“重大”問題悉數提請政協協商,一些地方則以黨政負責人的興趣愛好為標準,認為需要讓政協協商的就協商,認為不需要政協協商的就不協商。第三,以通報代協商,即協商的滯后性。最為典型的是換屆人事安排方面,在塵埃已經落定,上級文件批準領導班子配備方案之后才提交政協協商,誰也說不清楚這是一種什么協商滋味。第四,臨時突擊性協商。在基層政協,經常發生黨委、政府因某項重要工作急需決策,臨時通知政協對該事項予以協商。這種協商,不僅將政協搞得手忙腳亂,而且往往只是保證程序,實難確保質量的協商。

三、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作用的路徑

    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以人民政協為主要實踐形式的協商民主制度,是在黨的領導下,在現行政治體制框架內有組織、有步驟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風險最低、代價最小、效果也最為顯著的一條有效路徑,應當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舉措提到議事日程。

    (一)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注重把政治協商和對話、論辯納入黨政決策體系和程序之中。科學決策是執政黨和政府的首要職責。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環節。胡錦濤同志強調,各級黨委都要增強開展政治協商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一個“獻策不決策,立論不立法,參政不行政”的政治行為,具有很強的開放性、探索性、開拓性特征。把協商、對話等納入決策體系和程序中,關鍵要解決好四個問題:一是要解決哪些協商內容納入決策程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協商什么的問題。二是要解決政治協商在什么時間納入決策程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怎么協商的問題。三是要解決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的實現形式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制度體系特別是黨政有關工作制度和情況反饋、監督機制建設問題。四是要解決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的前置條件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人民政協自身“人才庫”、“智囊團”要夠“強”的問題。

      (二)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積極探索其實現有機結合的有效形式。政治協商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主要形式,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則是政治協商的延伸和拓展,使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視野更加寬廣、活動更加經常、方式更加靈活、內容更加豐富。因此,在實踐中應注重把握三方面的結合。一是在政治協商中把握黨委、政府的主導性與政協自身的主動性的緊密結合。黨委和政府就重大問題向政協出題目,交任務,明確政治協商的內容和重點;政協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確定題目積極主動地協商議政。在工作中逐步完善“全委會整體協商、常委會專題協商、主席會議重點協商、專委會對口協商”的協商議政格局。并將各層次協商形成的意見,及時報送黨委政府,推進協商成果發揮成效。二是在民主監督中把握柔性與剛性的緊密結合。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主要是提意見、作批評,具有非權力監督的柔性特點,又具有作為重要政治監督的剛性要求。片面強調柔性特點,監督將流于形式;片面強調剛性要求,監督會偏離方向,只有把二者緊密結合,才能發揮好作用。要著重加強在知情環節、溝通環節、反饋環節的規范操作和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政協履職成果反饋機制,增強民主監督的剛性約束。三是在參政議政中把握委員專業性與界別代表性的緊密結合。政協委員里專家、學者多,具有明顯的專業優勢。同時,政協委員不只是代表個人,還是所在界別的代表。在參政議政中,既要有個人的獨立思考和獨到見解,又要主動收集和反映本界別群眾的意見建議,把個人智慧與界別特色結合起來,圍繞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積極建言獻策。

      (三)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傳達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明晰地表達各個黨派、階層、團體、界別的意見和建議。來自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可以在整合的過程中通過會議、媒體等渠道得到充分的體現和送達。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參政黨,都沒有自己政黨的特殊利益,都以維護和實現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己任,都把國家的發展、繁榮、富強作為第一要務。協商民主的主體涵蓋各黨派、各民族、各人民團體、各社會階層、各界別等社會各方面人士,調動協商主體的積極性,加強平等對話交流,能夠廣開言路、廣征良策、廣謀善舉,使社會各方的利益訴求都可以通過協商渠道得到較為系統、全面、綜合的反映,從而更大程度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例如,每年一屆的全國和地方政協會議應先開完后再開人代會,人大代表應當旁聽政協的會議和討論,了解各界的呼聲。這樣,有利于發揮政協的高層次協商和參謀作用,更充分、真實地反映社會各界的意愿和訴求,更好地發揮“兩會”的作用,為黨政科學決策提供更有益的幫助。

      (四)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華文化歷來強調“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合二而一”的辯證法,“和而不同”的價值觀,“以和為貴”處世之道及“大同世界”的社會理想等等?!昂椭C”、“和合”是中國協商民主的民族文化底蘊,為協商民主的確立和發展提供了扎實的文化背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強調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發展協商民主,能夠密切聯系群眾,增強包容性,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加深理解,增進社會各階層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和諧與團結,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與團結。當前,要特別注意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對等對話的智囊優勢,促進一些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會熱點問題的解決。

      (五)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努力加快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政治文明要求有文明的政治意識、行為和文明的政治關系、制度。人民政協作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組織形式和重要機構,既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載體,又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和深刻體現。協商民主建設是對執政黨文明素質的一種考驗,也是對公民文明素質的磨煉。協商民主越發展,人們的政治文明素質就會越來越高,社會的政治文明就越來越進步。 “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人民政協的監督雖然是一種軟性監督和約束,但因其制度的力量,影響的力量(精英、話語權的影響),真話的力量,知識的力量和良好結合的監督形式,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監督和約束力。傳統監督理論認為只有權力才能制約權力。孟得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但是,現代民主實踐表明,非國家權力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越來越重要和有效。參與就是制約,話語權也是制約,飽含真話和知識量的話語權更是制約監督。人民政協履行職能是在理性思考基礎上講富有知識含量真話的表達過程,在現代理性人面前,在信息發達,政務公開的環境下,“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種監督制約的功效是顯而易見的。

      (六)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深入思考和解決一些民主建設的難題。人類社會的民主制度,是一個不斷探索和發展的過程。當今世界,民主形式多種多樣。西方國家,其民主制度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遇到了很多復雜的難題,存在著很多弊病。比如,如何解決金錢對民主政治中的影響問題就始終困擾著幾乎整個西方社會。還有如何正確處理多數與少數的關系,在多數決定的同時尊重和保護少數?如何在爭取選票的過程中,防止社會不同力量之間的惡斗和各種惡行的滋生?所有這些難題,都需要人們進一步研究和探索。彌補民主缺陷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多的民主,民主政治應以多元參與方式來應對這一挑戰。應當承認,我們的社會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分歧,可能是利益與立場的分歧,也可能是觀念與思想、方法、技術手段的分歧,人民政協應尊重和正視社會分歧的存在,并通過協商與黨政部門一起解決人民內部的分歧、促進社會共識的達成;應用更加辯證的思維方法來認識和對待協商民主,更客觀地領會和處理協商民主與權力分立制衡的關系,促進一些民主建設難題的解決。

      (七)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不斷規范和完善協商的制度與程序。一方面要大力推進政協工作的制度創新,進一步規范全體會議、常委會會議、主席會議、專委會會議四個層面的協商和例會制度;制定常委會會議通報情況制度,完善提案、視察、調研工作制度;健全反映社情民意、網上交流和市民座談會制度;建立、健全常委聯系委員制度、委員學習培訓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努力在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系統間明確一套相互配合、協調一致的履行職能的制度體系,解決政治協商過程中所遇的“瓶頸”問題,使政協組織和廣大委員的意見建議,順暢地進入黨政決策程序并加以落實。特別是對重大協商議題的提出、調查研究的開展、協商和調研參加者的確定、協商會議的召開、協商決定的公布以及協商決定的實施、反饋和監督,都應明確任務,規范責任,形成有效的程序和機制。今后各地還應將它擺在突出位置:一要增強制度的科學性。根據中共中央《意見》規定的總體要求,按照“宜大不宜小、宜具體不宜籠統和從地域實際出發”的原則,對協商內容進行具體細化。對《意見》表述的“重要問題”進行具體規定,并以明文規定下來。二要增強制度的權威性。要主動爭取黨委、政府制定支持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相關工作制度,積極推動黨委政府進一步完善議事規則和工作規則,把人民政協政治協商作為決策過程的基本環節予以明確,不斷健全和完善協商程序,包括協商議題的提出和確定程序、安排協商活動的程序、通報情況和聽取意見的程序、參與協商的程序、意見建議處理及反饋程序等,真正做到不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以領導人的意志改變而改變。三要增強制度的配套性。要將制定綜合性制度與專門性制度結合起來,將實體性制度與程序性制度結合起來,將推動黨委、政府制定制度與健全政協內部制度結合起來,將貫徹上級制度與完善本級制度結合起,將建立急需暫行規定與建立長效機制結合起來。四要增強制度的執行力。要建立和完善協商民主領導機制,形成黨委統一領導下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的工作格局;強化溝通協商,健全完善“四套班子”辦公室主任聯席會議等溝通協調機制,統籌安排工作;強化落實協商結果和建立協商反饋機制并建立和完善協商民主的檢查考核機制,防止制度規定的虛置。通過制度建設,使政協民主協商成為各界發揚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進共識的平臺,成為科學化、民主化決策的重要環節。

      (八)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建設中的作用,應進一步提高政府為公民社會提供決策服務的水平。協商民主強調在多元社會現實的背景下,通過普通的公民參與,就決策和立法達成共識。其核心要素是協商與共識,實質在于實現和推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過去,我們的政府決策有三種常用的方法,一是主要領導拍板定下方案;二是基層政府人員通過商量征求意見來作出決定;三是基層領導遇到難題時,通過獲得上級政府的意圖來制定政策和方案,三種方法都有不完善的地方。而協商民主強調官民對話、合作,主張討論、協商,是領導、政府、公眾決策思想溝通對照的鏡子。歷史經驗證明,政治參與是一把“雙刃劍”,有序的政治參與能催生民主、促進社會進步,無序的政治參與只會產生負效應,摧殘民主。因此,公民有序參與協商,應是一種制度化、法制化的政治參與。由于協商民主注重公民理性能力的培養,有助于增強公共政策與公民需求之間的相互適應性,有助于使政府由管制型行政方式轉變為協商型行政方式, 由單純行政命令轉變為理性溝通協商,能夠獲得廣大政策對象的認同和支持, 得到參與者的普遍遵守。例如,應建立和完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代表人士、知識界人士、歸國留學人員參加的座談會、民主懇談會、聽證會、咨詢會等制度,開通他們表達訴求的機制和民主參與的渠道;在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和電子政務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引導社會各階層人士有準備、有選擇地參與各種與政府間的網絡交流活動,提高他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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